（在我们生存的时代，甚至连绝望与愤怒的面孔都在被看不见的手编织着）

生活不在别处，却都是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的德文原名是《Das Leben der Anderen》，直译成中文为《别人的生活》。坦白地讲，这部电影不但能荣获奥斯卡的数尊小金人，更赢得了资深电影人的好评，这本身就说明了该片的水平。然而，相形之下，“窃听风暴”这个汉语译名却显得画蛇添足了。

　　别人的生活，正是对这部影片最简洁而深刻的概括。魏斯勒作为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的公务员，他的工作就是一刻不停地监视与窃听别人的生活。这也意味着他将失去自己的生活，不得不“为了国家安全”让工作占据了自己所有的私人时间。魏斯勒的工作也令他本人有几分值得同情之处。他是一个对于国家安全忠于职守的人，但他的可怜之处正在于他犹如一只关押着鸟的笼子，鸟在笼子中不得自由，笼子也同样将自己的全部价值付出给了这只与它无关的鸟。在极权制度下，笼子和鸟都是受害者，得益的永远都只是那赏玩他们的眼神。

　　在某次文艺演出的时候，他犹如猎犬般嗅出了导演兼剧作家德雷曼身上有“异味”，由此怀疑他在文艺路线与意识形态上有违国家主义立场的异议作家。在某个清晨，趁着德雷曼出门之机，斯塔西分子（Stasi：东德秘密警察的别称）自如地闯进他的房子，并在房间的每个角落都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窃听器。从此，虽然他生活在自己家里，而非别处，却处处受到监听，电话被监听、出门跟跟踪，哪怕是做爱都被记录在国家安全局的档案里。

　　事实上，这不过是整个极权主义社会的缩影。德雷曼的生活中既有明处的禁令（如文艺禁令等），也不乏暗处的监控，所有人的生活都高度地限制在国家主义严格体系内，无法按照个人意志自由地生活。即便生活不在别处，那也全部都是别人的生活——国家意志成了所有人的生活指南。

一九八四年，老大哥正在看着你

　　影片的叙述时间是1984年，距离柏林墙的倒塌还有五年。导演选定这个时间绝非偶然，由于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的成功，这个年份化身为极权主义政治的代名词。导演无需描绘当时东德的社会状况，仅仅凭借这个年份就足以暗示了当时的政治环境。

　　在《一九八四》中，电幕几乎爬满了大洋国的每一个角落，使得每个公民都置身于一览无余的境地，没有丝毫个人的隐蔽空间。国家最高领导人老大哥的画像遍及各地，到处都贴着一句逼人心慌的标语——老大哥在看着你！从虚构的小说到真实的历史，在1984年的东德，现实与虚构惊人而又恐怖地一致。现实中的国家安全局取代了小说中的友爱部，但唯一不变的仍是监视，那双看不见的眼睛与那对无处不在的耳朵，无时无刻不在十面埋伏着。与其说是为了国家安全公民才把自己的所有权利上缴国家，毋宁说是国家依法没收了公民的所有权利。在大洋国里，一切都得不到保障，公民们在强权面前不得不承认“2+2=5”，被迫接受非国家允许的性爱是一种“思想罪”。唯一被确保的权利，却是人人都避之不及的被老大哥时刻看着的权利。

　　《一九八四》的主人公温斯顿与《窃听风暴》中的魏斯勒异常相似。前者是真理部记录科中的小职员，整天的工作就是不断改动历史资料来符合现时的政治需要。后者是国家安全局的中级职员，整天的工作就是监视当事人是否符合现时的政治需要。可以说，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绝没有什么原则可言，一切都是可被篡改的，唯一被奉行的原则只是现时的政治需要。凑巧的是，温斯顿对现状的觉醒与魏斯勒对当局的反戈一击都是源自同一个因素：爱欲。裘丽娅的爱是温斯顿自我解毒与自我启蒙的源泉，魏斯勒反戈一击的动力则是来自于一连串看似无关的名词：德雷曼当演员的妻子、好人奏鸣曲、布莱希特的诗歌。然后，仔细思量一番，这些名词的内涵都指涉着最核心的实质，那就是艺术。这艺术则恰恰是关于爱的艺术。

极权主义，一场想象力的行为艺术

　　清醒地揭露极权主义赤裸裸的残酷现实，对于那些如同从集中营里逃难出来的幸存者来说，这并非难事。如果把极权主义定义为一项充满想象力的行为艺术，那么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说不免是残忍的。诚如阿多诺的名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然而，因其野蛮就否定了极权主义诗性的想象力（当然，这诗性也是残酷的），这也有失公允。

　　极权主义的想象力一次次挑战着人类对于可能性的假定。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引用了戴维·罗塞特（David·Rousset）的说法以描绘这丰富又让人震惊的想象力：“正常的人并不知道，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谁也料想不到这无处不在又无所不能的老大哥究竟会做出些什么。德雷曼原本是个容忍能力异常出色的艺术家，对于社会的不公、政府的迫害，他一贯保持沉默，甚至还自信地认为这样就能与那些造反文人“划清界限”，当局非但没有把他当作“危险作家”或“敌对势力”，还将他收编在体制之内加以保护。因此，直到影片最后，当所有的国家安全局档案都公诸于众后，他仍旧难以相信，原来事无巨细的任何举动都被记录在案。显然，他想象力所不及的地方，正是极权主义所作所为的魔爪伸及的地方。正所谓“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恐怕就是对这种骇人听闻的想象力最好的注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权主义的恐怖带有明显的艺术般的想象力，然而，在魏斯勒心中萌生的消解它的来源也同样是艺术。出于对德雷曼妻子的舞台形象的喜爱，他鼓励她拒绝文化部长对她进行“有偿性骚扰”；在异议作家耶申卡自杀后，德雷曼弹奏起这为故人送给他的《好人奏鸣曲》，他在窃听的那头也为之动容；于是，跑去了德雷曼的房间里“借”走了布莱希特的诗集，诗歌中充溢着的爱化解了他对于国家冰冷而盲目的忠诚：

　　　　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
　　　　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
　　　　静静搂着她，我的情人是这样
　　　　苍白和沉默，仿佛一个不逝的梦。
　　　　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
　　　　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
　　　　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
　　　　当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

　　　　　　　　　　　　布莱希特《回忆玛丽·安》

秘密警察，政治阴影中的告密文化

　　《极权主义的起源》洋洋洒洒几十万言都在描述究竟什么是极权主义，并且它如何成为可能。其中对于极权主义最简洁的定义却只有区区几个字：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会社。简而言之，公民在光天化日下的国家安全局的建筑前惊惧不已，而在如同幽灵般出没的秘密警察面前，愈是看不见，就愈是吓得魂飞魄散。

　　东德的斯塔西，颇有些类似苏联的克格勃，动辄以让某人“消失”为威胁，施加恐怖统治。倘若脱离了恐怖手段，那么极权统治也就无法成为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说，告密文化所给人心灵造成的恐怖阴影甚至要远胜过直接的屠杀与血腥场面。告密文化并非西方人的专利，在中国那是古已有之的文明。在中国古代，告密文化之风并不盛行的时代中，那些告密者通常被斥责为佞臣。然而，待到它蔚然成风的时候，道德底限在国家强权的压制下，也就丧失殆尽了。武则天时期，告密文化首次大规模出现；明代的“厂卫制度”，使得告密文化体制化，并且也由于皇帝的钦定而合法化；文革期间，告密文化最大规模的普及化，冲破了薄弱的亲情伦理，一时间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不胜枚举。

　　阿伦特敏锐地揭示出，“一切专制主义都倚重秘密警察，感到自己的人民比外国民族威胁更大”。秘密警察打着“国家至上”的旗号，在隐蔽处伏击着每一个过路的本国公民，他们奉行着一种荒诞的逻辑：他们以牺牲公民的一切，来维护国家的安全；他们以丧失个体公民间的伦理，来满足对于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绝对忠诚。换言之，就是拿公民的人身不安全换取国家的“安全”；哪公民之间的出卖换取对国家的“忠贞”。

　　德雷曼夫妇的爱，以及围绕他们周围的艺术家的气息，最终感染了秘密警察魏斯勒，他的觉醒始于他拥有了个人的情感与意识。个人的觉醒成了从内部将极权主义制度逐渐土崩瓦解的炸药，当这爆炸力聚集到撼动一切的时候，也正是柏林墙轰然倒塌的那一天：1989年11月9日。

马克思书店，关于别人的痛苦

　　影片的结尾是耐人寻味的。在一家名为卡尔·马克思的书店里，德雷曼的新书出版，并在扉页上写名：将此书献给HGW XX／7。多年后，德雷曼终于因为那批尘封的国家安全局档案的被披露，才得知他当年逃过一劫的真相多亏了这个代号的主人魏斯勒。若不是他因良心发现而伪造窃听记录，并且及时转移那个能够证明德雷曼与西德“通敌”罪证的打字机，他早就“消失”了。当营业员询问魏斯勒是否要将书包装起来送人时，他坚毅地说道：不，这个礼物是送给我的！

　　兴许马克思并不会预料到，在他死后，许多以他的思想为指导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然成了给别人造成痛苦的根源。同样地，他也绝料想不到，在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书店里，一本反思共产主义与极权政治的书竟摆放在最显眼的柜台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