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类似两个不相关却相连的投影错综在一起，难以分辨）

　　在传统家长制的家庭中，儿子一旦晋升为老子，好似一个普通的士兵当上了将军。前者发号施令，后者逆来顺受，配合得相当默契。从士兵熬成将军的过程，颇有些类似于“媳妇熬成了婆”。中国五千年的婆媳关系大致如此：当媳妇的总埋怨婆婆欺人太甚，然而等自己当上了婆婆却也如法炮制地对待自己的媳妇。父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之类似。这就是传统家长制导致的分裂——儿子反抗的始终是作为个体的父亲，而不是父权制本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在旧式家庭中，不过是一句空话。

　　在西方的传奇小说中，不甘忍受家庭的儿子大可以从房间里走出去，去别处组成新的家庭。中国却极少有这样的事例，即便在正常情况下尚且要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家庭伦理，更不必说冒着被斥责为“不肖逆子”的罪名而离家出走。在文明古国里，叛逆家庭为伦理所不容，因此希望反抗的儿子只好另辟蹊径——戴上父亲与儿子两副不同的面具，分裂的家庭身份就在同一个人身上对立统一起来。新青年运动兴起后，素以“铲伦常、废礼教”为己任的青年们也难逃传统伦理的身份悖论，他们虽然反抗父辈，却也压制子辈。截然相反的是，鲁迅则走向了身份分裂的另一个极端——在父辈面前，他是一个恭顺地自我献祭的长子；在儿子面前，他却一反常态地“俯首甘为孺子牛”。

　　早在十三岁那年，鲁迅为了救治父亲的病，时常往返于当铺与药店。此后，长子的家庭身份成了他为人处事的首要准则。所谓长子，就是既要时刻准备担负起全家族的荣辱，又不得不在这巨大的重担下牺牲自己。哪怕是后来接受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他也只是无可奈何地说“她是母亲给我的礼物”，绝不敢拒绝或者把妻子退还给母亲。由此可见，斗士形象仅仅是鲁迅的公共形象；而在家庭生活中，他依然是个极为普通的长子。

　　等到鲁迅老来得子、荣升了父亲之后，他的家庭身份标准随着自己的身份变化而迅速转变立场。与当时其他的启蒙知识分子略有不同，他当儿子的时候没革老子的命，直到自己当上了老子，才名正言顺地把他的标准落实于行动。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尖锐地指出，中国的父子问题向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现在“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更令人叫绝的是他那段著名的遗嘱（俗称“鲁七条”），其中记录了他至死不变的做父亲的准则：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在生前，鲁迅希望做父亲的应当让子女获得解放；等到死后，“忘记我”三个字则是他期望子女彻底地从父权中自我解放出来。

　　确切地说，所谓分裂的家庭身份是一种潜在的身份政治，一种微观权力斗争的产物，具体表现为父权制度下“己所不欲，竟施于人”的人格扭曲。虽然鲁迅在当父亲与儿子两个角色时，对待父子关系的标准也并不统一，然而他却要比其他传统家族中的父亲形象可爱得多。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鲁迅却从另一个侧面阐释了这话，他既是言听计从的好兵，又想当一个体恤下属的好将军。

载于2007年7月19日《南方都市报》